1994 年 4 月 17 日，魏群创造历史纪录，甲 A 联赛揭幕战点球破门

这是馒头说的第511篇文章

就像一些考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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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答案

也需要时间

1994年4月17日下午比赛开始前，魏群大概从未想过自己能创下历史纪录。

那一年，魏群23岁，已经成为四川队的绝对主力，司职右后卫。

那是一场中超联赛对阵辽宁队的比赛，也是当年中超联赛的揭幕战。

主场作战的四川队在4万多同胞的呐喊助威下，面对曾经称霸中国足坛的“十冠王”辽宁队毫无惧色，并在上半场第12分钟获得点球机会。

傻傻的魏群主动要点球，一脚把球踢进球门。

虽然4分钟后辽宁队的孙先璐扳平比分，最终比赛以1-1战平结束，但魏群的这一粒进球还是载入了史册——这是他下场后媒体对他所说的话：

“你攻进了中国职业足球历史上的首粒进球！”

魏群当年被人们称为“魏大侠”，成都球迷中流传着一句话：“要结婚就娶魏大侠，要生儿子就生个小姚侠。”

职业联赛？和过去有什么区别？其实魏群和很多队友一样，当时也不是太清楚。有球员甚至只是感觉，自己的队名里多出了两个字：“全兴”。

没错，本场比赛两支球队的全名，其实是“四川全兴队”和“辽宁远东队”，分别由全兴集团和远东集团赞助——一夜之间，中国的地方足球队，变成了企业赞助的俱乐部。

其实，不仅仅是魏群，当天在场的每一位四川球迷，乃至每一位通过电视直播观看比赛的中国球迷，都见证了中国足球历史上一场里程碑式的比赛：

这是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个顶级职业联赛。

让我们回溯到 22 个月前。

1992年6月23日的那次会议之前，王俊生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何后来会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职业联赛教父”。

此次会议在北京西郊红山口（原八一体育大队所在地）召开，规模不小，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全军体协、行业体协、足球重点赛区代表近百人参加，一些城市分管体育的副市长或秘书长也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只有两个：第一，选举新一届中国足协领导班子；第二，讨论中国足球体制和内部机制改革。

第一项议程毫无悬念：袁伟民当选为新一届足协主席，王俊生、徐放、孙宝荣当选为专职副主席。

王俊生。1995年至2000年4月25日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党组书记、主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任职期间牵头出台了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

与会的人都知道，这次会议的焦点是第二个议程，这是重点，也是难点。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足球预选赛，徐根宝率领的中国国奥队遭遇“打平即可出线”的“黑色9分钟”，以1比3负于韩国国奥队，无缘决赛圈，引起全国轩然大波。

在中国体育事业各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中国男足却屡屡失手，屡屡给民众带来麻烦，要求足球改革的呼声在全国各地不绝于耳。

每个人都知道需要做出改变，但是如何做出改变呢？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亲自出席会议并提出建议：足球体制改革要一步到位，即改变运动队由省、市体委管理的模式，建立职业俱乐部体制，允许球队进入市场，主要通过企业赞助、广告、门票、彩票、转会费等方式来养活自己。

尽管这一建议是由中央提出的，但是还是在会议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反对者有很多担忧：

原来的职业球队改成俱乐部，不再受体委领导，会不会有问题？让投资企业来管理足球，会不会有问题？球队人才的培训费怎么付？体制内人事关系怎么转？工资福利怎么算？

甚至有人提出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如果联赛变成职业联赛，一场比赛的票价至少要20-30元，普通人愿意买单吗？俱乐部的收入从何而来？

但最终，领导层还是定下了基调：

“几支足球强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这里要大胆实践、借鉴，甚至直接借鉴国外足球的先进经验。不要先定一个框架，而是让大家去试一试。”

于是，后来被媒体津津乐道的“洪山口会议”最终做出了决定：

1993年，因举办第七届全运会，足球联赛暂停，中国首届足球职业联赛于1994年举行。

1994年的澳超联赛最终由万宝路赞助，赞助费每年120万美元，合同签5年，之后每年增加20%。

澳超联赛首批12支球队，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具体如下：

大连万达、上海申花、广东宏远、辽宁远东、广州艾尔斯、山东泰山、北京国安、四川全兴、江苏梅特、吉林三星、沈阳东耀、八一。

这12支球队，如同当年中国股市的“老八股”，成为了一代球迷关于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最初记忆。

他们将参与时代，见证时代。

1994年甲A联赛开始时，上海申花的训练基地位于上海市东北角的江湾体育场。

那时基地条件很简陋，食堂是一间破旧的大房子，四面通风。冬天，菜端上来都是凉的，大家就围坐在一块巨大的砧板前匆匆吃着。当时队员宿舍正在装修，中午训练大家都在一个没有装修的大房间里休息。天冷了，没人敢在那里午睡，因为洗脸的毛巾挂在那里很快就会结冰，大家都怕着凉。

但球员们的干劲却越来越足，因为他们发现，每天训练时，体育场铁丝网外面都有球迷在观看，其中大部分是女性球迷，不少女性球迷手里拿着海报和签名簿。

当时上海申花的球迷

职业联赛给这些曾经的职业球队队员们带来的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他们从“球员”变成了“明星”。

当时申花队中第一批球星是老将范志毅、成耀东、李晓三人。渐渐地，一批“偶像”+“现实”的球员涌现出来——申思、朱琪，而年轻球员齐宏、谢晖、吴承颖等则成为女球迷们的最爱。训练结束后，女球迷们在铁丝网外高声喊着“申思”、“齐宏”，挥舞着采访册。那些刚刚体验过当“明星”感觉的球员们，会不好意思地抓抓头，一一满足球迷们的签名合影要求，然后骑着自行车回宿舍——如果你是队里的大佬，估计钱都够买一辆轻便摩托车了。

那也是足球记者最幸福的年代——有能满足报道需要的球星，但球星的架子还没有出现。

一位采访过申花队的上海老记者回忆道：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有时候晚上写文章需要补充一些细节，我就打电话到俱乐部的公用电话，让人把沈思叫过来接电话进行采访。采访结束后我就跟他说：‘就这样吧，接下来叫齐宏接电话，然后叫吴承英去排队！’”

那一年吴承英还不到20岁，刚刚勉强挤进首发阵容，徐根宝规定每次放假后球队九点半集合，他就会五点左右起床，挤上大巴过来，从不迟到。

有着“拼命三郎”之称的吴承英，踢着十分稀缺的左后卫位置。

这种情况当然并不局限于上海申花，在全国，每一个拥有中超俱乐部的城市，都诞生了一批“城市英雄”——一串串老球迷至今还能立刻想起的名字：马明宇、魏群、曹限东、彭伟国、胡志军、高峰、李兵……还有那些亲切的绰号：“马儿”“魏大侠”“火娇”“国仔”“浪子”……

胡志军。他和彭伟国是当时“足球南派”的典型代表，带领广州太阳神队夺得1994年甲A联赛亚军，胡志军以17粒进球荣获当年的“最佳射手”。

在内地影视娱乐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的时候，这些明星是万千粉丝的偶像，队伍走到哪里，总有不少女粉丝在他们下榻的酒店门口彻夜等候，只为在大堂里得到一个签名，甚至只为看到她们朝她们微笑。

当时媒体也对这场突然兴起的“追星旋风”进行了热烈讨论。有一家媒体有这样的观点：

“与其去追逐那些只会唱歌跳舞的港台歌手，不如崇拜一名运动员，这样更健康。”

名气的增大必然会导致收入的增加。

就在中超联赛四川全兴队与辽宁远东队打平的揭幕战结束后，魏群就领到了自己的比赛奖金：2000元——当时在体育专业队，老队员的月薪也不过一百多元。

魏群随后把自己锁在宿舍里，把2000元钱摊在床上，点燃一支香烟，静静地欣赏：

“老魏我哪里能赚这么多钱啊？”

像魏群这样的人肯定还有很多。

联赛开始前，上海申花主教练徐根宝绞尽脑汁，与教练组一起给球员们发了一份工资单：

其中，范志毅、李龙海的工资最高，每月2500元；成耀东、李晓、刘军属于第一梯队，每月2000元；国奥队队员申思、朱琪属于第一梯队，每月1800元；最低的是吴承颖、谢晖等年轻球员，每月1000元。

这张工资单现在或许会让很多人唏嘘，但其实应该加个注脚——作为国家队主力运动员，范志毅之前在队里的工资是每月126元。

尽管徐根宝有时也会感到力不从心，但范志毅始终是他最喜爱的弟子。

和薪水相比，每场比赛的奖金收入才是很大的一部分。

1994年甲A联赛首场比赛，上海申花3比2战胜沈阳东北六药。随队出征的俱乐部董事长于志飞拍桌大喊：“现场发奖金！现金！”那场比赛，范志毅拿到了3000元奖金。“范大将”虽然见过不少场面，但还是被震惊了：

“踢一场足球能赚那么多钱吗？”

联赛首场比赛结束后，多支球队的多名球员将奖金放在床垫下睡觉。

“我想尝试一下睡在钱上的感觉。”

当然，大家关注的月薪，并不仅限于国内球员。

1994年的职业足球联赛，中国足球场上突然出现了一批从未出现过的球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外援”。

那一年，俄罗斯成为不少俱乐部“招募”外援的首选，虽然大家说的理由都各有千秋，但真正的原因每个俱乐部都知道，就两个字：便宜。

在职业联赛开始前，徐根宝还去了俄罗斯，希望挑选一些“物美价廉”的俄罗斯外援。

他先是去了实力雄厚的泽尼特俱乐部，该俱乐部看上了一名球员，开出的转会费是20万美元，月薪8000美元。想捡“便宜”的徐根宝吓得落荒而逃。

后来徐根宝去了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的俱乐部球队，在雪天看了他们打比赛后，挑中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后来给老一辈上海球迷乃至全国球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球队队长兼中场萨沙、门将库茨、前锋瓦洛迪亚——徐根宝当时并没有亲眼见到瓦洛迪亚，只是看了他的比赛录像。

三名俄罗斯外援商定的月薪为：萨沙1000美元、库茨600美元、瓦洛迪亚500美元——他当时只是一名大学生球员，只在俄罗斯大学生足球联赛踢过球。

结果，拿着最低月薪的瓦洛亚在那一年为申花打进了10粒进球，不仅为申花夺得当年联赛第三名立下大功，还荣获了1994年甲A联赛“最佳外援”称号。

年轻而又实力雄厚的瓦洛迪亚让不少澳超球队的后防线头疼不已。

当年联赛结束后，瓦洛迪亚回到国内，把自己在中国获得的荣誉告诉了同学们。同学们都以为他在吹牛：你一个大学生，去中国顶级联赛拿“最佳外援”的称号？可当他们得知是真的之后，一个个都张大了嘴巴。当然，他们也羡慕瓦洛迪亚在中国的收入——当时，一个普通的俄罗斯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100多美元。

后来，很多中国足球圈人士回忆起这件事，不禁感到汗颜：一个俄罗斯大学的业余球员，能闯进中国足球顶级联赛，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想闯进中国足球的大门，何其容易？

瓦洛迪亚的事迹激励了世界各地的业余球员乃至球迷，以至于此后不久，一名巴西球迷冒充职业球员来中国试训，但他的破绽直到最后一刻才被教练发现。

1994年，瓦洛迪亚用职业联赛拿到的工资和奖金，在上海买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的小公寓。徐根宝甚至亲自到家里看过，发现瓦洛迪亚非常重视球队荣誉——他把申花队的全家福、队旗和季军奖牌都挂在客厅的显眼位置。

但第二年，瓦洛迪亚很快就在球队中成为了替补。

这一方面有他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经过第一年的风雨洗礼，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

1994年4月17日，在成都吹响中国第一场足球联赛开场哨的主裁判叫陆俊。

那一年，35岁的陆俊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业大学担任体育老师，吹足球比赛哨子只是他的“兼职”。

比赛结束后，陆俊获得了500元的津贴。

按照当时中国足协的规定，裁判员一场甲级比赛的津贴是500元（乙级比赛的津贴是300元），虽然这个津贴比陆俊当大学老师的收入要高得多，但与球员能拿到的奖金相比无疑要低得多——幸福与不幸福，往往就是在对比中决定的。

有时，决定比赛结果的可能并不是球员。

联赛开始第一年后，由时任裁判委员会秘书长张建强主导的中国足协建立了联赛裁判员报酬“派遣制”，即中国足协为每场联赛派出的裁判员的费用（包括差旅费、津贴等）全部由地方足协支付。

地方足球协会经常将这笔成本转嫁给当地俱乐部。

可以想象，当当地俱乐部有机会联系执法其球队比赛的裁判时，通常会发生什么——许多俱乐部的账户中开始出现“公关费”或“裁判专项资金”。

张建强，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因涉及中国足球扫黑除恶案，2012年2月被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

裁判虽然不是运动员，但与运动员所效力的俱乐部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渐渐地，执法联赛的裁判员甚至裁判组，在比赛城市一下飞机就被豪车接送，吃完晚饭可能要到深夜才能回到酒店。联赛中一些诡异的判罚也开始增多。

陆俊后来多次获得澳超联赛的“金哨奖”，两次被评为亚洲最佳裁判，后来还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代表中国裁判登上了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在克罗地亚与墨西哥的比赛中，他判定克罗地亚6号球员禁区内犯规，不仅判罚点球，还出示了红牌）。

但在2003年，当吕军执法上海国际（现更名为上海中远）与上海申花的一场关键冠军赛时，却在球员通道里被中远俱乐部总经理王国林一巴掌扇在脸上。这一巴掌在赛场上引起轰动——业内猜测，没有哪个俱乐部的工作人员敢这样当众羞辱裁判，除非他们掌握了对裁判不利的证据。

2011年12月21日，陆俊一案在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陆俊被控犯两大罪共7项罪名，受贿金额合计81万元。1999年至2003年，陆俊执法收受贿赂71万元，作为中间人收受黑钱10万元。2012年2月16日，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原足球裁判陆俊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

就在此次“掌掴事件”发生之前，一名叫龚建平的裁判员，已因涉嫌“向企业人员行贿罪”被北京市宣武区检察院依法正式逮捕。

1994年甲A联赛揭幕战第一场比赛，陆俊担任主裁，龚建平担任边裁。

1994年澳超联赛落下帷幕，很多人都受到了鼓舞。

当时，不少俱乐部老总喊出了“打造百年俱乐部”的口号。

如今，“中甲联赛”已更名为“中超联赛”，原来的12支球队扩充为16支，但目前仅剩三支球队仍保留原来的名字：上海申花、北京国安和山东泰山。

事实上，俱乐部背后的公司全部都发生了变化，大多数甚至经历了多轮更迭，当初信心满满的CEO有的主动离开，有的因伤病离开，而更多的，他们所在的公司已经消失……

目前的中超球队名单上，我们看到更多代表城市、地域属性的中性俱乐部名称：大连市、浙江省、河北省、深圳市、河南省、广州市……

从1994年澳超联赛的最终排名来看，各队积分差距很小，竞争十分激烈（这也和当时一场胜利算2分有关）。

2023年4月13日零点，2023赛季中超冬季转会窗正式关闭。武汉三镇斥资90万欧元签下加纳前锋阿齐兹，后者由此成为冬季转会窗的“最高价球员”。国内球员最高价则被以500万元租借加盟天津津门虎的杨帆拿下。

2017年冬季转会窗关闭前，上海海港斥资6000万欧元签下外援奥斯卡（前不久他们还花了5880万欧元签下胡尔克）——有球迷开玩笑说，阿齐兹的转会费都够买奥斯卡的袜子了。而国内球员方面，且不说2017年张呈栋转会华夏幸福创下国内球员过亿的转会纪录，就连2003年申花队前球员申思、齐宏、吴承瑛等一批球员转会到上海中远，转会费也已经在千万元级别了。

但另一个统计数据也值得注意：

据德国转会市场网站统计，2023年，中超16支球队冬季转会花费322.6万欧元，盈利778.6万欧元，差额达到456万欧元。这是中超联赛13年来冬窗首次整体盈利，也是中超历史上整体盈利最高的一次转会窗。

撇去泡沫，展露真我，回归初心，砥砺前行。

从甲A到中超，又从中超回望甲A，中国男子足球顶级联赛仿佛又一次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本文完）

馒头说

2005年左右有一段时间，没事的时候我经常去上海国际队金桥训练基地喝茶。

通常有三个人：我、俱乐部总经理王国林、球队主教练成耀东。

当时，上海国际足球队面临西迁西安的前景，全队弥漫着一种不愿离开家乡的惆怅之情——若非万不得已，这支以上海人为主的球队，是绝对不愿意“离开家乡”的。

有一次，王国林的总经理办公室里，三个人正谈论着一件事，他突然一拍大腿：

“那张伟，你告诉我，现在的中国足球到底是怎么了？还不如回到以前的运动队模式啊！”

说到这个话题，王国林似乎被自己刚刚开启的话题吸引了，抿了几口茶，开口道：

“训练时喝矿泉水？求助！我会在场边放两个茶桶，每个球员准备一个搪瓷杯，训练时口渴了就可以喝水！”

海外集训？说这些有什么意义？什么海外？包括海南岛，全部取消，你以为你去度假了？我开着三轮摩托车，成耀东坐在旁边，按着电喇叭挥着小旗子指挥，全队队员都跟着我们绕着浦东跑，跑不到规定的圈数，就不给饭吃！

现在球员们都被宠坏了，都成了老板，这不爱这不爱那，赚钱实在是太容易了，他们不在乎俱乐部荣誉，也不在乎国家荣誉。有时候我真想跟他们说：你们想不想好好踢球？不想的话，就滚蛋吧！”

说完这句话，他看向站在身边的成耀东：

“东东，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成耀东喝了一口茶，笑了笑，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王国林自己也笑了：

“这只是个玩笑而已，怎么可能呢？”

王国林知道他在开玩笑，因为如果真的回到运动队模式，他这个“俱乐部总经理”的职位就不复存在了。多年后，已经离开足球圈但每周至少还要踢一次街头足球的王对我说：

“嗯，说实话，那时候踢足球更令人兴奋！”

但另一方面，回到过去的职业球队模式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接受的。

必须承认，进入30周年，中国足球职业化的确带来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但由此引发的种种弊端也是有目共睹的，有些甚至是令人匪夷所思、令人愤慨的。

更为重要的是，职业化的最终目标并未实现：中国男足的整体水平不仅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步，甚至还出现了倒退，甚至踢出一些“丢面子”的比赛。

但我相信大多数人心里也明白：足球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可以也应该总结经验教训，反思各种问题，但不应该走回头路——就像我们要把浴缸里的脏水倒掉，不能把婴儿也一起倒掉一样。

就在我坐高铁写这篇文章的这个周末（三天三省三市签售，没钱出差），2023年中超联赛恢复主客场制，如火如荼地开赛。很多场馆依然人头攒动，像北京国安这样能容纳4万多人的主场更是一票难求。

到场的球迷中，肯定有从职业联赛第一年就开始看球的球迷，但肯定也有他们的下一代。

难道这些球迷把中国足球称为“臭球”不知道吗？难道他们不看新闻，不知道足协的“黑幕”吗？难道他们是自虐狂，喜欢惹麻烦吗？

他们心里都明白，但是却无法放下对中国足球的热爱。

所以总有那么一群人，哭着骂着中国国足是“臭球”，但每次有比赛，他们还是会去现场，或者打开电视——那是中国足球，那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可以打他们，可以骂他们，但他们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还是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进步，变得更强，给我们带来欢呼和欢乐。

中国球迷真的很不容易。

我们都希望有一天中国足球能让我们感到骄傲。

还有希望吗？我不知道。

但至少我愿意等待。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