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化举重冠军 东京奥运会落幕，社科学者对其多方面问题展开深入思考

运动员频繁归化，让国籍看起来像是随时可以更改的东西。运动员改国籍是为了钱吗？国家对竞技体育的干预越来越多，是不是因为民众希望国家不惜一切代价支持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夺金？如今奥运所有项目都有男女运动员参赛，这是否意味着奥运舞台上已经完全实现了性别平等？是否应该出于商业原因，允许更多女性参与竞技体育？每届奥运会都提倡绿色环保，近几届奥运会的绿色遗产如何？哪些因素影响着奥运会的绿色遗产？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学者们从经济和社会角度对奥运会所涉及的民族、国家、性别、环境等问题的看法。

国籍转换：一种分析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话语的监督机器学习方法

东京奥运会上，中国田径项目首位归化运动员郑妮娜代表中国出战女子七项全能比赛。1998年出生于加拿大的郑妮娜（英文名Nina Schultz）代表加拿大夺得2018年英联邦运动会女子七项全能亚军，并在东京奥运会前顺利完成归化手续。最终，她夺得东京奥运会第十名，创造了中国在该项目上的新纪录。反观耗费数亿归化埃尔克森、阿兰、高拉特、蒋光太等球员的中国男足，仍在努力重温冲出亚洲的旧梦。

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学者约斯特·詹森曾研究过竞技体育中的国籍与公民权问题。在奥运会发源地古希腊，就存在过更换国籍的现象。克里特运动员索塔德斯在代表克里特岛夺得比赛冠军后，受贿成为以弗所公民和运动员。这引起克里特人极大不满，因此被驱逐出克里特岛。近年来，还有不少例子引起人们关注。古巴裔三级跳远运动员亚米利·阿尔达玛曾代表古巴、英国和苏丹参加过比赛。

国际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曾说：“运动员不是用来交易的商品，他们是人，我不希望他们在黑暗中被交易，我不能纵容这种行为。”通过正常的跨国婚姻或长期居留入籍的运动员通常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但那些主动招募、用才能换取利益的运动员就不同了。运动员（特别是顶尖运动员）入籍是否表明运动员和国籍已经成为商品，反映出原本神圣的公民身份正在被商业化？另一个问题是，这些“雇佣兵”是否有资格代表一个国家，在奥运会的最高舞台上挥舞国旗？

Joost Jansen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运动员归化问题建立了三个框架：冲突框架、经济框架和道德框架。冲突框架强调个体与群体或国家之间的差异，经济框架侧重经济利益，道德框架则强调道德背景。作者收集了 1978 年至 2017 年间的 1534 篇英文媒体报道，利用监督机器学习方法对这些文章进行编码，并得到了一些有趣的发现。

研究发现，关于运动员归化问题的讨论通常大多数时候都比较平淡，但当奥运会举行时，相关报道就会突然变得热络起来。1990年代以后，归化争议开始逐渐凸显。不过，除了少数个案讨论外，大多数关于归化的报道并不涉及金钱交易。原因可能是许多国家都承认双重国籍，因此拥有一两个国籍更多的是运动员自己的选择，而非交易。此外，前些年因斥巨资购买运动员而备受关注的西亚国家卡塔尔，近年来也明显减少了归化数量。

2000年以后，归化背后经济问题的讨论趋于平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道德问题的讨论明显增多，并呈现出明显的热冷交替过程。大多数时候，运动员国籍变更问题并没有引发太大的争议，这表明民族主义情绪通常是平淡无奇的。在一定条件下，沉睡的民族主义会突然苏醒，并在短暂而突然的爆发中引发巨大争议，比如2012年围绕贾米尔·阿尔达玛的“塑料英国人”的争论。作者还指出，未来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探讨哪些因素导致了平静的民族主义转变为狂热的民族主义。作者总结说，围绕运动员归化而爆发的民族主义趋势反映了“即使在潜伏状态中，国家也总是以一种微妙而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可能和可取的轮廓构建为一种认知结构。”

原文：Jansen, Joost。1978-2017 年奥运会中的国籍交换：一种分析公民身份和民族身份话语的监督机器学习方法[J]。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2018 年。

只为奖牌？对奥运会成功重要性的态度

7月25日，奥地利女自行车运动员安娜·基森霍费尔击败多位夺得东京奥运会女子公路自行车冠军。

基森霍费尔是一名数学博士后，没有教练，没有专业团队，所有的饮食、装备、训练、比赛计划都是她自己制定的。基森霍费尔之所以被称为“黑马”，是因为现代竞技体育越来越依赖经济、技术和组织的支持，一个人凭着激情、孤军奋战拿下奥运金牌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各国越来越多地干预奥林匹克运动的融资和组织，以提高本国在奖牌榜上的排名。这些做法经常受到批评：只为有奖牌前景的运动提供资金、早期选拔和专门培养年轻运动员、国家支持使用兴奋剂等。学者们称这种现象为“国家干预的异常增长”或“全球体育军备竞赛”。这些国家的努力是否反映了人民对奖牌的强烈渴望？国家在竞技体育方面的成功是否被人民视为极其重要的事情？

“在和平时期，奥运会和世界杯等体育赛事是唯一能够明显团结民众的全国性盛会。”体育精英在赛场上的表现能够让民众感受到国际认可和自信，尤其是对相对贫穷或年轻的国家而言。显然，民众会为自己国家的体育成就感到自豪。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哪些手段被认为是必要且可接受的呢？两位德国学者艾克·埃姆里希和扬·豪特研究了民众对国家干预竞技体育的看法。

一个国家的体育政策必须具备合法性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作者在德国所做的一项社会调查结果显示，约有一半的受访者（尤其是年轻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对奥运奖牌感兴趣，认为这对于展示国家的成功很重要。但作者的研究并不支持奖牌能增加民族自豪感的简单假设。奖牌的收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运动员行为、对体育价值观和竞赛规则的遵守程度的认知。只有少数人认为奖牌榜上的好位置能让人更加爱国。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赢得奖牌并不像遵守体育规则和价值观那么重要。那些对当前体育在这方面感到失望的人，尤其是对公平性和兴奋剂问题感到失望的人，对奖牌榜的兴趣明显降低。

简而言之，只有当人们对体育应弘扬的价值的期望得到满足时，人们才会认为奖牌很重要。公众并没有施加巨大的压力，要求国家不惜一切代价支持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取得成功。

原文：Emrich E, Haut J. (2014) 除了奖牌什么都没有？对奥运成功重要性的态度[J]. 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2014 年。

“我认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有多优秀”：奥运会女子拳击的创新、包容与排斥

东京奥运会上，女子举重冠军李文文、汪周雨，女子铅球冠军巩立姣，能举起80公斤做引体向上的游泳运动员张雨霏，以及被称为“女版纳什”的女篮运动员王思雨，让人们再次赞叹中国女子力量之美。然而，刚下场，巩立姣等人就不得不面对女性刻板印象的审视。有央视记者问她：“之前为了铅球当了女汉子，现在做回自己，你对未来作为女孩的生活有什么规划？”似乎只有“白瘦年轻”的女性才符合“女孩”的定义，实力强大的女孩都是异类。

近年来，虽然越来越多的竞技体育向女性敞开大门，但对女运动员的歧视、排斥和不平等待遇在竞技体育中依然普遍存在。挪威诺德大学学者Anne Tjønndal研究了女子拳击进入奥运会过程中的性别包容与排斥做法。研究采用定性方法，包括分析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拳击联合会的官方新闻稿，以及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采访。研究发现，虽然女子拳击已经进入奥运会，但在女性参与拳击运动的社会包容性方面，要实现结构性和文化性变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女性参与拳击运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的英国。国际拳击联合会于1994年开始批准国际女子拳击比赛，一些国家在此之前就已将女子拳击纳入竞技体育。然而，在伦敦奥运会之前，拳击是唯一没有女性参赛的夏季奥运会项目，拳击被称为奥运会“男性气概的最后堡垒”。

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拳击联合会在关于伦敦奥运会将女子拳击纳入比赛项目的官方声明中声称，“这将有助于提升拳击运动的整体形象，如果女性加入，人们会觉得这项运动更加普通、更加安全，这对拳击运动的形象来说是一件好事”。看来，将女子拳击纳入奥运会只是为了提升这项运动的形象，而忽视了女性运动员平等参与体育运动的民主权利。同时，也有人提出，将女子拳击纳入奥运会将有助于使拳击运动的形象正常化，这是将女子拳击纳入奥运会的商业理由。然而，根据《奥林匹克宪章》，打击对女性的不平等、边缘化和社会排斥本身就是一项政治目标。总之，声称女性的参与可能提升这项运动的形象，带来更多的商业价值，实际上是将女运动员视为一种工具，以取代拳击是一项暴力的男性活动这一旧有刻板印象。

更有意思的是，国际拳击联合会曾拟在奥运会上强制女拳击手穿裙子，理由是“女拳击手不穿裙子，观众就分不清男女了”。支持者还声称，穿裙子会让女拳击手“显得优雅”。这一荒谬建议遭到了众多女拳击手和​​教练的反对。英国女拳击手娜塔莎·约纳斯说：“穿裙子不会带来任何实际效果，唯一想看到女人穿裙子的就是男人。”强制女拳击手穿裙子的提议“是男性体育管理机构经常试图‘女性化’女运动员，让她们遵守传统女性规范的一个例子”。不过，尽管上述提议没有得到实施，但包括波兰和罗马尼亚在内的一些国家仍然规定女拳击手必须穿裙子。

虽然女子拳击自伦敦奥运会以来就被纳入里约奥运会和东京奥运会，但女性拳击手在赞助、代言和媒体关注方面仍然缺乏平等和包容，体育界性别平等的结构性变化尚未发生。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东京奥运会上，男子拳击有8枚金牌，而女子拳击只有5枚金牌，尽管这比伦敦奥运会的3枚金牌有所进步。

原文作者：Anne Tjønndal。“我认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有多优秀”：女子奥运拳击的创新、包容与排斥[J]。《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2017 年。

绿色奥运，绿色遗产？奥运会环境遗产探析

“咬金牌”是很多运动员夺冠后喜欢做的动作，但东京奥运会组织者建议大家不要这么做，因为奖牌都是日本民众捐赠的废弃电子产品回收而来。奥运圣火在日本部分地区传递时，曾使用氢气作为火炬的燃料，这是历史上奥运会主火炬首次使用不排放二氧化碳的燃料。至于人们津津乐道的“纸板床”，也是东京奥运会的环保措施之一。“减少（Reduce）”、“再利用（Reuse）”、“回收（Recycle）”的“3R”理念是东京奥运会的主导理念。相信东京奥运会和历届奥运会一样，也将留下丰厚的绿色遗产。

大型体育赛事的影响巨大，能为主办国带来形象、经济、旅游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积极成果，这些成果被称为“遗产”。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学者Shalini Samuel和Wendy Stubbs通过研究利益相关者对三届奥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新加坡青年奥运会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社会和环境举措及成果的看法，加深了对奥运会绿色遗产的理解。

20世纪90年代之前，与奥运会相关的环境问题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造成的环境破坏，让人们开始思考这一问题。这届冬奥会对阿尔卑斯山动植物栖息地造成的破坏，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1994年，国际奥委会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署合作协议，“环境”成为继“体育”、“文化”之后奥运会的第三大支柱。1996年修订的《奥林匹克宪章》承认了环境的重要性。此后，环境考量成为历届奥运会申办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发现，北京举办奥运会后，城市基础设施、废物和水处理等方面均有较大改善。中国调整了国家环境标准、政策和程序，在空气质量控制领域取得的成效最为显著。新加坡的环境问题本身并不突出，青奥会规模较小，难以采取重大的环境可持续性举措。伦敦奥组委着重通过振兴废弃地区、使用临时建筑和可持续设计、实施低碳奥运会以及与企业等伙伴合作等方式，创造绿色遗产。伦敦奥运会在改善社区生活质量、创造商业和就业效益、促进健康和福祉、加强当地社区的参与和包容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伦敦奥运会的独特之处在于奥委会与当地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合作。

研究发现，影响奥运会绿色遗产的关键因素包括：申办过程中环境承诺的广度和深度；将可持续性融入组委会的愿景、使命和品牌；将可持续性融入奥林匹克组织的各个方面；以及如何很好地将知识从一届奥运会转移到下一届奥运会。

作者在文章的最后指出，合法化是奥运会申办和组织过程中的关键策略。合法化是“一种认知，即一个实体的行为在社会构建的规范、价值观、信仰和定义体系中是可取的和适当的”。申办奥运会的城市必须环保，才能被视为合法的竞争者。他们还必须表现出从过去的奥运会中吸取教训，同时展示出他们有潜力比以往的奥运会留下更多的遗产。如果他们兑现承诺，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原文：Samuel S, Stubbs W. 绿色奥运，绿色遗产？奥运会环境遗产探索[J]。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2013年。

（本文转载自“澎湃新闻”专栏，作者王翔，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研究员、助理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数字时代的公共治理、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